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邓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帐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这里指的是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的日本货币升值,而“改善贸易平衡”吗？
抱歉，日本的情况我不了解，是不是指那一段我不敢肯定。但是他指出的把“外部压力”通过制度特色转嫁给内部劳工，是那个年代确实发生的一幕。
中國改開三十年（我猜此次文寫就的時間）的原始積累，在路徑上跟日韓港台有什麼本質不同？又跟一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在野蠻程度上有什麼差異？
秦晖老师的这篇文章距今至少15年以上，他（或者他们）是最早一批预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内外部矛盾将扼住中国政治改革的喉咙。我觉得胜平先生等一批人是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的，并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展开”
@6doai 广场协议后, 日元与美元汇率的变化
我没太理解你的意思。他这一段话表达的是：当时西方左派、右派、自由国家、福利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政治主张“舒展”出来的成果，因此吊诡的得到了这些政治力量的称赞（各方都有）。可惜在当时，这些国家、政治势力、经济学人都不可能复制中国的这一“现象”，因为他们不可能拥有如彼的“低人权优势”。四小龙和中国的路径应该是不同的，美国在咆哮的二十年也和中国这二十年的内外部环境不一样
中国的人权相比印度好很多。如果真的是人权对经济起飞起了很大作用，那中国就不会搞改开，直接军国体制，军工体制岂不是更好？
任何工业化国家的原始积累阶段都是人权的血泪史，我相信中国同阶段比欧美还好（对比奴隶制），而不是独特的优势。
明哲兄是否通读了此文，以及隔壁的答有关质疑的文章？低人权优势结合了时代。
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这一轮的全球化与百年前的资本寻找投资场所、商品寻找倾销地和寻找低成本原材料供应源，在量级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于军国主义，那本来是必然的结果，不过改开前四十年德日都搞过，毛也曾经是想这样搞的，实力不济罢了。遍地失败案例不改开还能咋搞呢
作者認爲其他國家”都不可能這樣來搞原始積纍“，其實各國的原始積纍幾乎都帶有濃厚的野蠻色彩。五一國際勞動節誕生在美國，就是因爲那是美國勞工低人權的時代。那時的西歐情況也好不了多少，不然也不會有那麽多工人運動了。所以，低人權優勢，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初始）階段而已，并不是中國獨有，更不是發展成功的充分條件。
另外，也不必太强調中國的低人權優勢與國際產業變遷在時間窗口上的吻合。中國的發展路徑，至少在改開以來的頭三十年，跟我們的東亞近鄰沒什麽本質差別，都是始於一窮二白、藉助全球化、發揮了東亞民族特有的集體主義優勢（種水稻所養成的習慣）、官民合力走過來的。
本来想帮您解释, 后来想想算了
也想说是阶段现象,不是原因
开玩笑呢，军工体制别人资本会进来吗，进来给你抢？你光有低人权还不够，还要伙同各种资本勾结在一起才能把低人权的价值榨干出来，而资本一直西方的强项。
@6doai 你对这篇文章有哪些看法?
人权确实降低了部分成本，但同时也积累了问题本身
以上截图中体现出来的观点，在今天我们看来，目的就是要“活埋”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秦晖老师们的发声即明确的针对他们，针对这些“心怀叵测”之徒，其中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
低人权优势确实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阶段，否则马克思做哪么多研究为什么呢？但是基于和马克思同样的情怀，总要有人在那些个时代站出来，大声的说：这是吃人不吐骨头，再这样下去是长不了的。狄更斯用小说写出来了，秦晖老师则是选择直接发声。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是要促使“改变”，让福利惠及更多的人，让每个人更有尊严，而不是“北京共识”文章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秦晖老师在隔壁楼的“答质疑”中提到了南非的情况，南非在接轨全球化的时代二元化结构以及低人权特点比中国厉害的多，并且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在“北京共识”达成的时候，他们基本实现了和解；而“某种程度上的和解”，这是不是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最近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再聊了，秦晖老师们的研究给大家提供了观察方向。（此处联想李光耀的执政遗产，也是民族和解，并且预言某某某也是曼德拉式的人物）
秦晖老师研究的问题，出现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东欧转轨过程，先明晰产权分配、制定规则和法律，再向前走，开始慢，很慢，后来快，且很稳定；这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边发展边解决问题，开始快，特别快，到后来（他研究的时候90年代和00年代）就步履维艰，今天大家都看到了，整个社会在还债；还有南中国以及东南中国宗族复兴的历史沿革，以及这种模式在公民社会演变中的角色问题，他多次去马来西亚深入探查，还有福建两广等地，研究宗族势力在改开进程中的特点，写了很多文章非常有意思；还有传统中国的土地政策与集权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再研究，等等。仔细看来，都是带着现代中国自己的问题去进行广泛的思考，找到问题，并且确定这个问题是否真的反映了现实中人们的困惑，再抽丝剥茧揭开之。
我通过学习和阅读，深深感觉到发现现象背后的“真”问题，才是我们展开进一步思考的基石。
我们这里也可以试着提出一个问题：低人权优势和低成本优势是什么关系呢？是A包含B，还是A与B相交，既有共域也有私域？低福利也一样，我忘了前几日谁说的，中国那一段时间配合改开主旋律主要是低福利优势，而不是低人权优势？
我自己认为，秦晖老师文中已经明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低人权特点包含了大部分的所谓低成本和低福利的特点。
低人權作為一種優勢，無法長久。
那麼低成本可不可以長期維持，尤其是在人力成本上升的環境下？其實這個問題本質，就是對中國未來如何判斷。因為只要低成本還在，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就不會差。
如果人力這塊變貴了，那麼在其它方面有沒有條件進行對衝？比如效率？比如新技術的應用？
随着人员用工成本的增加, 一个国家采取哪些策略降低总体成本，保持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至少说六个方面！
你难为死AI，我不信它能靠谱的说出来 
小六子算力不够，我换成别的啊，你等会儿
问:
随着人员用工成本的增加, 一个国家采取哪些策略降低总体成本，保持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至少说六个方面！
答: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策略，以降低总体成本并提高国际竞争力：
提高生产效率：采用现代化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流程、减少浪费等方式，提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降低生产成本。
增强技术含量：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开发新的市场：积极拓展新市场，增加产品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益。
降低物流成本：优化物流流程，降低运输成本和库存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员工素质：培训员工技能、提高员工素质，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产质量。
采用智能制造技术：引入智能制造技术，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减少人力成本和人力错误率，降低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