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min姐关于“水稻种植特点”导致人们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习惯，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而形成每个民族（比较大的地理范畴）的普遍行为习惯，还应该同时考虑他们受到的气候、宗教、道德观、法律、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因此您最后的问句，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或者主要和这个原因无关。
“大規模精密製造，中台日韓能占據明顯優勢”显然和他们如今的工业化水平直接关联，他们的因果关系接近于1，今天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大规模使用精密仪器和差错率接近于零的工业机器人参与工业制造，才使得他们今天的工业制成品质量有了大幅的提升。而这一结果与“這些地方水稻種植傳統所鑄就的思維行為模式”的因果链太长了，中间环节的干扰因素太多，使得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已接近于零。
郭静云女士上次的讲座我听了，特别好，她当中提到江汉一带实施水稻种植的城邦之间为了进行合理灌溉而实施广泛的合作，从而形成某种早期联盟，这正是我们民族早期封建制的雏形。而其（水稻种植）与专制集权统治的形成都隔了十万八千里，更是与后期“儒表法理”毒害人心的社会及国民性演变隔了太多的因果关系。
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在改革开放以后爆发的大规模生产力，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一次“帕累托改进”，即人人的生活都在变好，那是因为改开前我们几乎所有人所处的都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分别。这也是二千年来专制集权统治的总后果，历史上每到这样的时候可能都要有一次大乱。好在这一次，有人带着中国人民走出了这个“阶段”，走出它的任何变化都是人人无损，只有得利多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几乎从无保护，只有束缚”的中国农民，失去了严酷的“束缚”，却没有什么“保护”可失去的，他们勇敢的走进“血汗工厂”，去赚取可以改变自己一穷二白状况的任何一块钱。这就是中国迅速走入现代工业化的重要特点，基于“极低人权”的全面竞争优势。那二十年，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可以具备相应条件，而正是这个特点，成为了我们国家实现“伟大”工业进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是我对“ 大規模精密製造，中台日韓能占據明顯優勢，跟這些地方水稻種植傳統所鑄就的思維行為模式有關。”这一观点的认识，也包含对一些朋友观点的回应。写出来与您分享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