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法庭辩护词:我的根本政治主张和革命构想
编者按：
5月11日，中国知名人权捍卫者郭飞雄（本名杨茂东）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本文是他的法庭辩护词。
这是我第三次坐牢。我被指控的罪名，由第一次的“非法出版”、第二次的“聚众扰乱”，终于进展到第三次的“煽动颠覆”。可以预料的是，我也终将会被以“煽动颠覆”而判罪。其间的节律进程，如同目前正在发生的大历史一样，步步切入深层结构的核心。
（ 注：本文完整名称为《郭飞雄｜法庭辩护词：我的根本政治主张和人生价值哲学革命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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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对我的政治构罪纯属莫须有，违反了公序良俗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我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其所提出的法律性事实依据是：我从2002年以来写下的数十篇要求自由民主的文章，我在2020年创建了“世界宪政民主论坛”网站。《起诉书》据此断定我攻击、诋毁中国政治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我必须声明的是，从1986年12月第一次参加学潮直至今日，我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从来没有改变过：在中国彻底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是我的一切社会思想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原始的、根本的、终极的行为意图。
前两次，我实质是因我的政治活动而蒙受政治冤狱；但在这第三次，我却是因我二十年来的思想学术活动而被“算总账”，被以“敌对势力”的典型定位而被起诉。的确，我所写的文章和创建的网站的公开发布与传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正如众所周知，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是在堂堂正正的履行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亦正如众所周知、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的客观效果，是正面、积极、广泛而有深度的传播了普世价值理念，对包括民间和官方在内的一切向往真理的中国公民进行了人道人权启蒙，对促进一代人主权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当然不无推挽之力。
在中国官民各界，几乎没有异议的是，鉴于我长期的言论立场和客观社会影响，我被公认为中国大陆靠近中间地带的温和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数十年来，我一直谋求启蒙最大多数、团结所有国人、实现全阶级思想联盟。对抗、颠覆、你倒我兴，从来不是我之所好；多元并立、大团圆、近乎理想性的“人和”，是我一生的梦想、初心和心术，当然也是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的法律性主观意图。在我的这些思想学术主张中，和平理性的左翼、真正的社会主义，乃是现代社会多元均衡格局中不可抹杀的一员；宪政民主政体革命的最佳演进路径，是和平长出、温和转型，其间任何政治家、政治力量和政权，只要真诚的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真诚的皈依宪政民主理想，都可以或积极参与、或乘势主导、或通过获得选民合法授权而引领当时的政治转型和政体革命建设进程。在我的思想学术蓝图中，现成的制度、政权、政治力量中一切合理的存在，理当被纳入综合创新的新政治文明之中，成为其有效的、实质的组成部分。同我所崇尚的孔子、亚里斯多德、黑格尔式的“包容囊括一切实在所有原创精华”的雄伟蓝图相比，颠覆某政权、推翻某制度的观点主张图谋，格局实在太渺小了！而我所写的《邓小平的复杂性》、《根本的自救之路在于政治觉醒》等文，采取的是对主要政治人物“先批评后劝善”的文势布局，这首先是出于我深层的悲天悯人情怀，其次也是在运用着一种中国传统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激励策略：检方居然指控我这是在“造谣、诽谤、诋毁”个人和制度，这一指控显系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无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存在，创下了极为丑陋的法律性硬伤。
不过，更深层的剖析，拿我的温和右翼主义思想学术活动入顶级大罪，也反映出《起诉书》背后的作者已黔驴技穷，即使在四十年镇压自由思想、自由力量的中国维稳史上，这亦颇为罕见，拒和树敌，畸形怪诞，事出反常，必有妖心。
既然判决结果早已预定，我又何必在此一一细数《起诉书》在“罪与非罪”划界上的黑白颠倒、指鹿为马、莫须有，及其黑暗愚顽动机的可悲可怜。
在这个洋溢着非正义基调、充满着政治迫害的法庭上，我要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生命理想进行公开的思想代言。法庭就是政治上的宪政民主论坛。今天我的使命就是在这个一线平台上，讲出我们这一代正在崛起的主权的公民的心声，讲出中国社会的真实和真相，讲出中华民族最为急需、最为根本的政治真理和生命真理。勿庸讳言，我为一代人做思想代言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和培植中华民族用以主导必将到来的政治转型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精神力量；我亦深知，这一思想代言事体重大，不可流于肤浅的表态、呐喊，而应具有足够份量的言论质量，即具有与中华文明博大深厚底蕴相称的、与当代中国五代民主运动苦难悲壮的奋斗史相称的真理深度和生命深度。哲人在锁链中也是自由的，这不仅是因为他能够超越外在锁链的束缚，自主的运用其独立思考能力；而且是因为他能够超越世俗恩怨利害算计等内在锁链，向着人道理想和宇宙真理的圣境升华。站在这个最一线的讲台上，我要以我亲历的生命极限体验和反思，以我历经数十年试错打熬的理论思辨格局，讲出我们这一代人自立于拥抱和践行的理想、真理及其道德高度。认我弃我，请予质证！知我罪我，其唯《春秋》！
第二部分 我不断绝食的深层考量
从2005年到2019年，我先后四次被刑拘、两次被判刑，在这些政治冤狱中，我被监禁的时间共计达11年零123天计，其间，我先后被换过6个看守所，进过三个监狱（如果把这一次算在内，到今天开庭，则被5次刑拘、被换过9个看守所、被监禁达12年零279天），遭受过数十位警察或维稳官员数百次无休止的审讯。其间，我进行了6次总计达297天的绝食斗争（这一次绝食是第七次，绝食时间独立另计，至今天已达512天）。我为什么总要进行绝食，为什么绝食的时间越来越长？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确有着较为深层的道义性、哲学性但并非神秘不可理解的考量。
绝食是世界各国争自由运动中常用的和平抗争形式，它具有通过个人受难担当感动人们的天良、向社会各界宣示自由民主理想的道德崇高性、激发行动者的道德勇气等重要的精神作用。我的绝食的起始动机即是为了反抗非正义的抓捕，向世人传扬和见证自由民主理想的纯正纯洁。政治犯绝食并非不正常的举措，政治犯遭遇横暴险恶的政治迫害却不进行绝食抗争，反而显得有些不正常。后极权维稳体系对我实施无休止的审讯和折磨，其用意在于用和平年代的极限压力使我的心理无法承受，从而放弃理想、退出行动，泯灭我的坚守对于一代自由理想者的道德感召力。我的绝食动机重心即在于捍卫气节、昭示我的坚忍倔强、死扛义烈，并通过东方文明传统特有的“苦行”操练，主动尝试身心极限体验，从而不断增强内在的精神力量。我从不欣赏中国文化丑陋的另一面：委曲求全，留待来日。我要痛痛快快、自尊庄严的活在当下。我从来都是站着坐牢的，我也会站着走向死亡。中国古人的大丈夫气节、西方贵族的勇烈精神，是我真心仰慕企望的人格典范。我的个性特质在于，凡是我真心认同、真心崇尚的道德价值，我都要用自己的生命真实的践行之。
长期绝食的代价的确较为严峻：体重节节下降，内脏多处受损。早期绝食超过40天时，大脑眩晕加剧，胃部牵连腹部，呕吐不已。后来进行101天绝食时，我通过加强用脑和东方式内功调息（也就是有序深呼吸），有效缓解了这一重大困扰。除了弘扬自由理想、昭示自己永不屈服，我的长期绝食越来越趋向于一种探索身心极限体验的哲学操练。柏拉图说，那些真正献身哲学的人，实际上是在主动的练习死亡。我是一个几乎数十年不间断的研究哲学，行动性的以哲学治心养性的哲学人，我的绝食探索中的确蕴含了把中国孔孟老庄、印度佛学和僻谷实践、古希腊罗马柏拉图主义和斯多哥派伦理的精华融合在一种全身心练习和生命性实践行动中的哲学意味。通过反抗铁窗禁固的不自由来验证自我的精神自由，通过自我向自我见证人格尊严气节之美和自由民主理想的纯正，来感受体验甚至创造充盈一种超越苦难、超越利欲、超越死亡的圣洁心境，实实在在的构成为我在长期绝食的极限探索中的深层精神流向。第一次绝食之后，我惊奇的发现：我眼中的墙壁变得更加洁白、天空变得更加湛蓝。随着绝食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我发现我的情感似乎变得越来越真挚热烈、易于被感动，我的心常常为自由同仁之间的义侠救援、肝胆相照而颤栗，我的视野似乎越来越辽阔高远，精神越来越倾向于敬仰尊崇“四之内皆兄弟”、“拥抱一切人类同胞”、“集全球所有文明精华于一体”等人道理想和哲学真理境界，越来越惯于约束规范自己以大爱心、大公心、大胸襟包容吸纳不同意见，宽容宽恕各种人性弱点。我在长期绝食这一全身性哲学操练中深切的感受到灵魂的不断进化、层层升华和超越。我的哲学操练似乎逐渐逼近于某个阶段性考核验收的节点。假如有一天，我突然面临将要为理想付出生命的现实，我会内含对于“站着生站着死”的气节美、升向天空的圣洁美、与我为自由而牺牲的妻子永久会合的情义感受感应等深邃的精神流，而安祥的死去。用“中和之美”概念是很难解读这一受难美学的真谛的。
第三部分 如何应对千年政治巨变和文明文化巨变
2019年8月出狱后，我看到中国大陆政坛格局陡变，累积起重大深远变数，亦因此潜含了某些更加有利于政治转型的历史契机。民间维权力量在严酷打压下似乎有所沉寂，但其钢筋骨架实质并未受损，而全国性社会文化心理共识和变革意识却在前所未有的孕育之中。通过系统反思过去十几年民主维权运动的经验教训，我深刻的意识到：我们在有效扩展自由阵营的声威、营造民间力量扁平结构、以递进增强的行动施压促变等方面的确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但也犯下了某些重大的错误：我们过于偏重法律博弈和维权行动，高估了“行动性启蒙”的思想含金量尤其是对我们的主要理想目标即宪政民主制度的本土操作路线、蓝图未能进行正面系统的理论阐述和多元竞争的模拟设计——这是促成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时期全民共识的形成和公共政治社会的营建的思想基础之一。在信息时代，思想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第一资源，而其间适应现实需要的原创性操作思想，尤为迈向政治转型的中国社会之战略稀缺品。民主维权运动不能仅仅局限于“生产”自由的行动、自由的力量、自由的启蒙思想资讯，我们的使命是把多元格局做成、把政治转型做成，把自由理想彻底化为中华大地的现实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为变革的中国社会“生产”出千年一遇的政治转型必需的政体搭建框架的多元方案，它最终在现实操作中如何成型，则由历史合力去组合，由主权的人民去裁决。
不仅如此，千年一遇的政治转型还需要更深层、更厚重的新的文明文化，作为使新的政治制度得以持续生存和成长的软环境。经历了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凝聚了超级经济能量的中国社会，在其磅礴深厚的经济巨变、信息巨变、生活方式巨变的立体推动下，不仅正孕育着政治巨变，而且正孕育着文明文化巨变。中国民主维权运动作为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先锋，负有引领这一文明文化巨变的使命。中华民族是哲学的民族，作为尊奉哲学圣贤、尊重哲学宇宙真理和人道价值真理、崇尚入世或出世的哲学式生活的民族，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终极价值认同。众所周知，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的自由理想者，我们实质上即是中国传统的士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延续。我们不仅沉浸在一种我们自身无法摆脱的民族文化价值理念传统中，而且还隶属于这个传统最本分、最古朴、最坚固顽强的部分——这个传统强调尊道奉道、守道行道，又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按照这个传统所公认的社会分工，士阶层望负着弘扬仁爱理想、普及诗书礼乐、帮助养育淳厚风俗的文明文化责任。由此，这个传统实际赋予了士阶层“世道人心的形塑者”这一高度能动角色。在当今中国，士阶层的对应者即是追求并践行普世政治真理的积极公民阶层。作为行动着的思想者，我们无权放弃亿万民众基于传统文化心理和社会分工期待我们履行的这一“世道人心的形塑者”的高度能动角色。在迈向自由民主的政治转型进程中，我们必须通过激励公民个人的道德勇气，推动全社会主权的公民站起来承担政治和社会的全局性责任。面对各种奴性依附的愚民洗脑文化和畸形适应、拜物颓废的社会心理走势，我们更负有帮助医治民族灵魂、扭转浇薄世风的严峻责任。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更加立体的履行先锋之责，更加主动积极的迎接文明文化巨变。人生价值哲学是一切文明文化的核心原点，人生价值的觉醒是文明文化之变的第一发动机。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政治转型和文明文化巨变需要一场人生价值哲学革命，来打造新文明新文化的核心原点，来形塑政治转型和自由民主社会所需的世道人心。作为中华文明的正宗传人和普世的自由民主理想的承载者，我们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汇通中西、集聚全球多元文明之大成的精神高地。基于巨型国家多难累进的生命经验，我们有机会实现哲学原创，我们也有能力实现哲学原创。我们的文明格局需要从搭建宪政民主制度框架、浇灌宪政民主制度现实开始铺开，但我们的文明格局远远超出了政治上的个人雄心壮志。站在信息、生活、政治、思想巨变的交汇点，我们享有在当今中华大地再造诸子百家时代、再造盛唐气象、再造古希腊文明，直至原创出全新的经典文明的千年机遇。能否内化这一机遇，当然要看我们是否有能力在中华大地发起一场哲学革命。我们是从终极价值和文明格局的高度来应对迎接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的，这正是我们生为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自由理想的先行者的独特性之所在。
第四部分 我的根本政治主张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国际大势已经进展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值此之际，我们民主维权运动需要向亿万同胞、向社会现存或潜在的多元力量亮明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借此展示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未来政治巨变的方向。如果其间的确揭示了适应信息时代大势和中国本土需要的理论真理和操作真理，我想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这些理论真理和操作真理的广泛传播，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真理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巨变的深层引导力。
那么，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根本政治主张是什么？即它所长期探索弘扬的适应信息时代大势和中国本土需要的未来中国政治制度是什么？
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可系统阐述如下：
一、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唯一可以实现中国未来数百年数千年甚至永恒的人民当家作主、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也是足以帮助当今中国社会彻底摆脱其积蕴已久的深层危机的唯一出路。
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是崇高的自由理想的具体实现，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真理。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无论经历了何种反民主、反自由的极权专制独裁僭政挠动，其最终走向都是真理对谬误的校正，其最终归宿都是政治真理的现实化。任何集团、任何个人，都无力阻挡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这一政治真理在中华大地上最终化为永久凝固的政治现实。
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是“法治下的自由”、“法治下的民主”、“法治下的政治分权制衡”、“法治下的政治集团多元竞争”、“法治下的联邦制”、“法治下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法治下的人权实现体制”和“法治下的经济福利国家体制”、“法治下的社会多元自治”等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结构的综合集成。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双执政官选举制、三种大会并列扁平结构和十一次宪制改革，古希腊斯巴达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古罗马帝国的法律文明，近现代英国的议会制和司法陪审团制，《法国人权宣言》及其现实化，德国的行政管理理性，北欧国家的福利国家建设，尤其是美国的三权分立、联邦制和普遍的社会自治等等，都为这一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贡献了诸多丰富的真理性要素，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因当把他们作为经典的经验个案加以深刻的学习借鉴。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必须从中华民族自身延续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中充分汲取其千锤百炼的制度精华。中华民族是人类大家庭中最具政治天才的民族，她的政治天才具体表现在，她在历史上先后创造出上古大河文明和部族自由、有效统摄数百邦国的西周分封制，秦以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行政分权的三省制和高度职能分工的六部制、专司全局决策的多相制、实施内部化同步批评制衡的言官御史制、全国统一考试公开选官的科举制等等，这些中国古人独创的分权制衡、政治共享、行政理性机制中具有永恒生命的成分如果被睿智的纳入当代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很可能会与若干来自西方制度文明中的真理性要素产生化学反应。
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不可能照搬任何国家的现有制度模式。以超然自由和海纳百川胸襟系统集成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精华，根据现实需要坚决大胆的尝试综合创新或本土原创，根据实验结果不断进行宪制改进，更符合中华民族自身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原则。中华民族既然有能力在三四十年时间内成功的建成世界最大的市场经济体和一流的现代工业体系，亦必定有能力在三四十年时间内成功的建成世界一流的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
二、法治下的自由
自由是人的天性，个人自由是人类的天赋权利，个人生命意义的支柱就在于追求个人的自主自由和高贵自由的最大化。一切社会共同体仅仅为了保护和促进个人自由而存在。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是实现自由理想的手段，宪政民主制度是人类历经千百年经验积累而综合创造出的旨在保护和促进一国全体民众的个人自由的最佳政治安排。
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必须有能力现实的生产出“大自由”——即帮助实现全体民众个人的自主自由和高贵自由的最大化。在人类历史上，大自由社会曾经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过。中国古代汉文帝的无为而治、唐太宗贞观之治、唐玄宗开元之治，古希腊雅典城邦克里斯底里时代之后的二百余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至今一百五十余年的社会，即是全人类历史上大自由社会的经典个案。现有的宪政民主制度目前多数尚未达到接近于理想的某一阶段的高度，比如站在人类自由理想探索前沿的美国，其公民个人的自主自由的现实化较为充分，但其公民个人的高贵自由的实现状况和精神导向尚有很大不足。但是，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内在的具有走向理想制度的强劲动力和巨大潜能。中华民族作为哲学民族，应当在主动因应千年一遇的政治巨变、原创自己新的经典文明之际，为自己树立最高的政治理想标杆，并有效激活其强劲动力、充分开发其巨大潜能。我们要敢于拥抱真理，敢于奉天行道，敢于把政治理想化为中华大地上的政治现实。人应当尊重自己，相信自己配得上崇高的理想、高贵的生命。中国古代汉唐、古代雅典城邦和近现代美国可以做到的，今天的中国也有能力、有资格做到。
二千二百年前，汉文帝奉行“任万民自治，以达成天下大治”的政治路线，在那个时代，民众享有今人亦无法想象的巨大自由，可以自由经商，自由旅行，自由讲学，自由结社，私人可以携带兵器出门，有十二年全民不必纳税，甚至私人享有开矿、铸币的自由权利——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技术条件已允许公民个人在自办的公众平台内创制第二货币、而与国家法定货币并不冲突，当然对于不同平台之间第二货币是否允许直接互换，需要高度审慎；未来海洋时代、太空时代，如果立法允许，公民自由前往海底或太空私人开矿并加以保护，必定可以有效增强母国的经济活力和财富总量。近现代欧美法治文明通过创制公司法大幅削减了个人创业或投资失败的赔偿范围（有限责任），通过创制股份募集法律大幅增强了个人融资能力，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生产或探险活动，通过创制专利法赋予作出某项先进技术发明的个人享有相关的独占性收益，从而极大的激励了全社会普遍的个人创新热情——在这样一种“能动法律”积极创制制度下，公民个人在经济领域的起点性自由权利、过程性自由能力、结果性自主能量，都得到了“实质自由”意义上的大扩展。
未来中国要建立迈向大自由社会的宪政民主制度，需要充分学习借鉴这样的“积极的法律统治”的经验和智慧。在这样一种“积极的法律统治”下，不仅中国公民个人的生命权、人身安全和尊严名誉权、财产权、行动自由权、宗教自由权、政治自由权可得到独立的司法体系的有效保护，而且国家和社会的立法体系可以通过积极立法、立积极法、试错累进的方式，大幅扩充中国公民的自办媒体权、自办公共平台权、自办社会团体权、自办学校权、自办风险企业权、自办第二货币权，以及私人前往海底或太空开矿权，同时伴之以严格的法律划界、监管、追惩机制。通过这种法律赋能扩权，个人本身成为一股势力，将普遍的崛起为社会能量体，这就为他们在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充分的伸张其主权和权利，充分的发展个性和才能，充分的尝试个人探险、科学和艺术原创，进而以博大深遂的人道情义、超越体验、诗书礼乐来不断塑造和升级个人的高贵灵魂，提供坚实的资源和能力基础。中国公民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大自由，将由于个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权利、自由能力、自主能量，而成为现实的可能。
理想的制度可以通过务实的、创制性的法律操作而成为大地上的现实存在，这是近现代世界“积极的法律统治”文明的精髓之一。我们还希望看到的是，在敞开胸襟充分学习借鉴西方法律操作经验和智慧以创建未来中国的大自由社会的进程中，中华民族能够有幸由“哲学民族”进一步扩展为“积极法治的民族”。
三、法治下的民主
民主的价值理念是指一国民众拥有本国最高政治权力，即政治主权。民主的现实操作核心在于一国民众通过法治下的普选程序，掌管本国议会中人民代表或本国最高行政首长的人事任命权。此外，一些现代民主国家还往往将某项重大国务、重大法案或宪法修正案付诸全民公决，这是一种由人民直接行使部分最高事务决策权、最高立法权的民主操作形式。
在现代间接民主制中，不乏选出的人民代表或行政首长逐渐与选民隔膜脱离的具例，有鉴于此，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需要通过法治下的政治程序，建立起公民群体对各级人民代表和行政首长的民主控制。这样的民主控制，以及重要的立法事务，都可以部分的通过操作较便利、成本较底廉的科学抽样调查或网络投票来进行。
依据各项基本原则和技术，融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操作智慧，这一代中国人可以大胆尝试若干富有中国气象、中国高度的新的民主操作模式：
1、把科举制要素引入总统大选和各级行政首长选举。中国作为巨型国家，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领导，故以实行总统制为宜。可制定选举法，组织独立的选举院监督选举，由宪法法院或选举法院予以司法救济，总统侯选人的入门资格除了需要获得十万人以上的签名支持外，还可以通过政治理念、军事与外交、经济宏观管理、人才与管理、传统文化复兴、人权保护与福利国家、科学技术教育等科目的常规考试，来做初级筛选。在大选决胜阶段，可举行上述科目的高端笔试与口试，由三个不同的专家组独立评分，并将答卷与不同评分公诸天下，以供全体选民作为投票参考。此一公开考试与公开电视辩论可并行不悖。
其余省长、市长、县长侯选人的公开考试均可仿此，仅科目有所增减。
为了平衡总统过度集权的弊端，不排除在未来中国立法试验“双总统制”选项。古希腊雅典城邦、斯巴达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后期都出现过这样的双首长制，记录甚佳。为审慎而计，似可首先在某一大省试点双首长制，视其成效和全国民意、公决票比决定其走向。
2、在民主控制方面，可立法规定总统每三个月必须对议会、对全国电视网络各公开述职一次，接受议员和经由科学抽样调查选出的民意代表的公共质询和批评。如果总统的法定民意测验支持率在就职十二个月后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或者某一数值，则由议会或民意代表予以正式的行政警告；如果再过六个月降至百分之二十以下，则启动正式的弹劾程序；如果支持率连续十八个月介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之间，则由议会做出专项立法，剥夺总统被公认不擅长的那些领域的管理职权，转授予某位总理或副总理代管。
按科学统计学，对某个城市或国家，就某一事项抽样调查一千二百人以上，误差就基本上稳定在百分之三以下。据此，对总统的弹劾投票权可授予一万二千零一人组成的弹劾委员会，弹劾委员会可由来自各省、由科学抽样选取的以下成员组成：平民代表四千零一人，年龄必须在四十五到七十五岁之间；中学校长一千人；大中专校长一千人；省市县正职副职一千人；省市县议员一千人；制造业总经理和管理专家两千人；各界精英二千人。后六组成员可无特殊年龄限制。若免职票超过百分之六十七，则罢免立即生效；还可同时投票决定是否对总统进行渎职罪等刑事调查，若票数超过百分之八十，则立即交付宪法法院审判。
新总统侯选人只能在总理、副总理和各部正部长中产生，竞选时间为二十天，由按照上述科学抽样的各类比例选出的一万二千零一名新成员组成选举团，经过一日两轮票决选出新总统。
总统大选的点票工作，由全国大中专全体师生现场参与主持和监督；所有选举和罢免投票都可免费验票。
全国议员和各省市县行政首长、议员的民主选举、民主控制，尤其是弹劾罢免程序，都可仿此。
3、在重大立法事务上，亦可广泛运用科学抽样调查。公民群体履行积极创制权而提出的法案，只要连续六个月两次获得一万二千零一名随机选出的民意代表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支持，就可进入议会立法程序；立法条文的修改亦可仿此。但重大国务与宪法、宪法修正案的全民公决，必须由全体选民通过地面纸质投票决定。
四、法治下的分权制衡
“三权分立”一般被理解为按照法律过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门之间进行分权制衡，但在实际运作中，三大部门担负着超出法律过程的诸多重大事务。比如议会除了以立法为主业，还负责代表公众批评监督政府。它所掌管的财政拨款权更主要属于具体行政事务，只不过西方议会传统已把财政过程法律化。此外，参议院掌管的内阁部长审批任命权，亦不属于立法权的标准定义范畴。
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设计，必须坚决摈弃理论教条主义，把中西方已被证明为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分权制衡机制加以恰当组合与配制。在初期，我们可主要借鉴堪称完美政治设计的三权分立框架，同时坚决运用务实操作，补齐其实际运行中暴露的若干重大短板：
1、目前成熟的三权分立国家的两院议员的立法内行性明显有所欠缺。未来中国的国会议员每人可被配制三名律师、二名管理专家、一名媒体专家、一名速记专家、二名选民服务专家（议员本人可以另外招募大批义工），其由此可成为拥有超级能力、团队合力的“大议员”。如此方可满足信息时代人民代表的日常工作所需，并及时因应选民的指令和需求。
2、参议员中的四分之一成员，可由各省参议院从任满的优秀的内阁部长中选任，优秀与否以其年评得分和常年民意测验排名为准。如此可有效提升参议院在行政经验和全局视野方面的含金量。
3、可借鉴中国古代言官御史制的内部同步批评监督模式，在中央政府内部组建独立的批评部。批评部的第一分支负责对总统本人实施365日乘24小时全程近距离批评监督，将总统违规与否的每周记录和批评官每双周对总统的战略与管理高端批评建议准时对外公开。其余对总理以下、副部长以上官员的批评监督，亦依此处置。
4、在众议院、参议院之外，可独立组建协商院。协商院可延续今日政协若干惯例，其成员从各个行业精英多民族精英中选任，专就战略纠偏、多民族共享、行业诉求等核心议题提出施政建议，由政府批评部、议会、民意测验榜督促其落实。协商院亦可拥有部分法律创制建议权，其建议若在众议院专门机构获得半数同意，即可投入立法。
5、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依据自然法裁判重大的终审案件，并把其判决理由公诸天下。其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票，就可把对总统政令和两院法案的否决建议提交给经由科学抽样选取的一万二千零一名民意代表，由其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数与否做最终裁断。大法官一般七十五岁退休。科学抽样调查支持率一直超过百分之八十整，可连任至九十岁。对于法官队伍的民主控制，可由众议院、参议院、协商院、批评部联合推进。
五、法治下的政治集团多元竞争
为了让亿万民众尝试充分享有组建政党和社会团体的自由权利，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经历一个多党制阶段似乎是十分必要的。美国的两党制简单明晰，亦已形成党内团结，但政党的庇护也使议会对总统的制衡变得越来越不可操作。而一旦执政党在议会中沦为少数党，总统的若干重要施政议案在议会中就很难获得通过，国务管理由此人为的走向低效空转。但多党制也有其重大弊端，那就是某些政党滥用其在亿万表决中“左投则左胜右投则右胜”的砝码地位，以此要挟执政党与其进行政治交易，换取若干政府要职，总统在任人唯贤与促成行政效率最大化方面的行动自由将因此大为削弱。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设计，可对总统的重大施政议案的议会蕴酿和投票表决行动，以及在投票表决的间隔进行限时，而且可让总统有权在重大议案被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票否决后，将重大议案交付经由科学抽样选取的一万二千零一名民意代表投票最终裁断（仍然以超过三分之二票数为通过），这样就可强有力的限制议会中与天下为公相悖的政党交易对总统施政效率的牵制和破坏。这种由一万二千零一名民意代表最终裁断的“统计学民主”也就是人民主权的统计学运作机制，很可能会在未来中国缔造出不同于一般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全新政党格局。由此，未来中国的政党有可能逐步走向相互竞争的全民性思想联盟，而非政治人物的利益联盟，许多政党会因此更加重视在其占优势的地区深耕地方自治，而这些正是我们更期待的方面。
六、法治下的联邦制
联邦制是宪政民主版的地方自治，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这种纵向分权更有利于实现民众对就近事务的参与管理权，亦更有利于地方事务的高效治理。
中国西周王朝实行的分封制极大的促进了当时中华民族对全国蛮荒之地的大开发，并一起缔造的邦国自主自治连同上古部族自由一道，养育和催化出诸子百家巅峰性的文明原创；中国秦汉至唐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州郡层级则往往有一百余或二百余行政单位并列平铺，这一扁平格局有力削减了中央集权过于陡峭的势能。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各城邦的多元竞争极大的促进了民众权利的扩展和文明的繁盛；现代美国实行的联邦制，则以其充分的地方自治展示的高度活力、对垂直权力的层层截断所形成的层层扁平均衡、联邦与各州政争的司法救济体制的公正简洁等，赢得了举世赞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国，歌德说，“如果伟大的法兰西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点（巴黎）而是有十个中心点，那她的情形会是怎样呢？”我猜想，以自由的艺术想象力超绝于世的伟大的法兰西，将焕发出三倍于当前的能量和活力！当今中国各省已普遍出现省会对边缘地市经济文化带动乏力、地方得不到高效和充分自治、地区贫富差距悬殊等弊端，联邦制是解决这一结构性弊端的制度性、终极性最佳对策。展望未来，中国如欲主动积极的走向制造业普遍繁盛、走向海洋开发和太空开发时代、走向尝试原创全新的经典文明，尤其需要焕发地方之间多元竞争的活力。中国亿万民众对于创建大自由社会、更加实质性参与就近公共事务决策权的主人需求，更使联邦制在中国势在必行。
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设计，可在目前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基础上，进一步把全国划分为七十六到八十个民主自治的省份，深谋远虑的通过资源富集等形式，缔造出七十六到八十个经济中心点、文明文化中心点。民主不能仅仅满足于普选授权，民主需要生产出“大自由”社会和“大自由”生活方式，同时需要生产出更好更高的行政效率。在联邦制系统规范的民主政治框架下，“经济增长优先”的政治路线，必须得到长期坚持。众议院、参议院、协商院可主持或主导制定一套可不断改进的全国经济长期规划法案，法案中必须辅之以相应的多种资源配制和专项授权。至少必须有三分之二省份以常规制造业和信息化制造业为经济基本盘，法案还可超前的运筹以四百到八百万人口为一小型经济圈，在中国内地打造出二十个德国模式、二十个瑞士模式、二十个日韩模式。通过大技术、高技术、重型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绝大多数高度自治的省份可获得自力而强劲的经济财政保障。有此基础，十年之内，应用技术、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类大学或学院的本科专科教育可全免学费，这也是对促进全社会“机会均等”十分有效的积极福利。
在文明文化方面，七十六到八十个省会可选取现代巴黎维也纳纽约和古雅典城邦中国唐代长安城这五大世界文化之都中的一种或数种，作为本省会直接模仿借鉴、综合创新的参考系，再造出一个信息时代和太空时代立体综合的文明文化中心。每省可通过专项立法，以灵活的产权形式创办多个独立的哲学学院、诗歌学院、艺术学院、歌剧话剧院等，积聚在全国或世界范围内流动的人文、哲学、艺术、文化一级英才，生产丰富的探索创新作品，并普遍增进民众的人文艺术素养。为了提升各省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质量、信息量和均衡性，全国议会和各省议会还可专项立法，在每一省初步培植三到八家报业集团、新闻电视网，促进其在思想和商业方面的相互竞争，但不允许任一财团跨省兼有报业或电视台，严防其形成寡头垄断，破坏全国思想言论信息市场的大均衡。联邦制是缔造大自由社会的必由之路，但大自由社会必须通过其内部数十个格局宏远、英才辈出的文明文化中心的辐射功能，才能熏染成就一代公民高雅高贵的精神文化品质。
七、法治下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
中国汉唐时代活力四射，部分原因在于拥有一支多数选自优秀的基层吏员、商人和军官因而具有较强的实干操作能力的官吏队伍，州县主官也在事权、财权、用人权等方面获得充分授权，故往往有以“吏治”著称者。宋明两代几乎完全通过科举考试选官入仕，这虽然实现了参政机会的公开公平，但也造成入仕之门狭隘、行政主官的公共管理能力普遍偏弱的弊端。而且，吏部的日益强势也使地方主官基本失去“组阁”用贤的权力，政治家阶层的用贤能力也由于久无用贤历练而日益衰减。当今中国官场正重袭宋明之弊，其结果是中国社会主流的管理精英基本不在体制之内。
宪政民主制度下的联邦制，可令民选的县长、市长、省长重获组阁用贤的权力和历练，还可集成古今中外丰富的管理和用贤智慧，不断加以改进，以大幅增强行政效率：
1、中央政府可借鉴古代多相制，实行三总理制。三总理分别负责工业、民生、外交与科技三板块。目前的单一总理无论如何精明强干，都无法周全处置辽阔而繁重的政务，而且在多个领域日显外行隔膜之实。
2、民选行政首长在组阁用贤时，可广泛引入优秀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阶层，后者不仅可以帮助有效提升所在部门行政管理服务的效能，而且还可以把工商业和社会生活的需求、信息等“活水”带入素以僵硬著称的行政体制内部。
3、实行行政部门的全面精密管理化、全部公务员终身接受免费管理培训并教战结合、从民意测验结果和内部考评两大维度确定公务员奖惩升黜标准，以示信息时代大势所趋。众议院、参议院、协商院可主导政府批评部、监察部、人事部制定每一位公务员岗位的作业手册、分工协作手册、应急手册、奖恶升黜手册等，通过常规批评监察、巡视、抽样调查等方式促其落实，以达成民主制度下的良制善政。
以上各项改进，均应以议会立法及其不断的累进修正为准。
八、法治下的人权实现体制和法治下的积极福利国家体制
人权是人类个体内在的道德尊严的见证，对人权的保障和促进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核心目标之一。在中国这样的人权重灾区，把人权理想化为不断增强的现实存在，尤其需要采取主动的、系统的、制度化的行动。福利国家是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发明创造的全体国民平等分享基础保障和发展机会的人道文明体制，这一体制应当也必定会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国人曾经饱受绝对平等主义祸害，对过度福利可能造成的懒惰和依赖性的警觉已成为全民共识，所以中国版的福利国家体制必须是在保障基本的生命尊严和体面的生活质量基础上，以有效激励个人自力自强为主要导向的积极福利国家体制。
1、未来的宪政民主中国，可在各级政府内组建独立的人权部。人权部负责运用行政资源、行政程序和司法诉讼程序，常规性、系统性的依法全面维护和促进人权。人权专员重点巡回人权问题多发领域、多发单位，如养老院、监狱等，动态性处置人权冲突，消除侵犯人权隐患。
2、以众多管理学院为平台，大规模并超前培养女性官员、女性职业经理人阶层，立法规定行政主官和次官以及公益社团负责人中的女性占比，主动创设各种可让女性展示个性、优势、卓越才华的机会，以女性领导者和女性英才的优良示范激励一代女性公民的主人自豪感和积极进取精神。
3、对蒙藏回疆等少数民族的本科、硕士、博士教育提前实行学费全免，对其民族文化实行众资源加权保护。把对宗教自由的高度尊重体现在立法、司法、社会维权界合力行动层面。以巨量资源帮助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开明改革派成长为中国多元并列的自由宗教格局中的绝对主流。
4、主动投入国有资本，同时鼓励慈善基金参与兴办公益性或国立的制药企业，把悠关国民生命安全和寿命的基础药物的非人道暴利彻底挤破，以市场化手段和平账技巧为主，铺之以必要的财政补贴，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一切以国民的平均寿命大幅提升和休闲幸福指数强劲递增为阶梯性检验标准。二十年内全国实现大学本科教育全免费。
5、借鉴德国、丹麦经验，对所有失业者实行全免费培训，促成其积极再就业。立法对全面推进行积极养生、高雅休闲、和合共处的生活方式的养老企业实行低税、免税或多种资源扶持，使全社会逐渐形成精神高标准、物质高标准的养老文化。
九、法治下的社会多元自治
实行社会多元自治，首先有利于培养民众普遍的参与激情和参与能力。迈向大自由的宪政民主中国，不仅应当致力于实现公民个人自主生活的大自由，而且应当致力于实现公民个人结盟生活的大自由。在这样的社会中，公民个人享有自由结盟或契约参与各种公共社团的权利，在议会所制定的《社团法》，应当严禁在任何公共
Sun, 14 May 2023 21:12:15 GMT 原文链接🔗：